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 邓聿文
近日，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，只有公共厕所，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。”这句话引起了多数网友的反对。无独有偶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日前也刊文抨击一些公然为黄光裕喊冤的经济学家。经济学家们为何屡遭质疑呢？
茅老先生最近的言论有些 “出格”，比如“提高票价解决春运火车拥挤问题”，又比如最新建议“廉租房不设厕所以防富人购买”。茅先生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问题在于，不能以损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质量为代价。
况且，有钱人是没有资格住廉租房的。如果廉租房落在有钱人手里，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有问题，或者有关方面把关不严，与有没有茅房无关。也就是说，民众需要贴近他们的“马桶”，不需要偏离实际的“茅房论”。
我猜测茅先生在说这些话时可能没有认真思考过，这就提醒经济学家、特别是那些知名学者，在面对公众说话前，最好是对问题有扎实的研究。
谈到研究，今年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小组讨论上提出，“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，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，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”。刘所指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对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没有判断准。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则坦承，“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失败了”。
中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恐怕为世界之最，为什么经济学界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几乎集体沉没？除了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，有很多新特点、新现象外，我想最大的原因是与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。刘革新说，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，照本宣科，没有深入实际，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。最近《瞭望》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批评经济学家的文章也指出，唯上不唯实，本位主义盛行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、为利益集团所囿等，是造成一些经济学家挨骂和被百姓拍砖的主要原因。这些都点到了问题的要害。
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，更是一种实证研究，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，掌握真实情况，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。如果不去剖析、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，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，或者只为小集团的利益服务，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众多的经济研究机构基本是官办的，非官办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不仅数量少，质量也难以保证。而官办研究机构的一大弊端，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。因此，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，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。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，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。
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我们很少见到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问题。要改变民众不信任经济学家的现象，除了思想上要接近民众外，最主要的是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，从更高的视野，更历史和现实地看问题，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，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。
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 邓聿文
近日，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，只有公共厕所，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。”这句话引起了多数网友的反对。无独有偶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日前也刊文抨击一些公然为黄光裕喊冤的经济学家。经济学家们为何屡遭质疑呢？
茅老先生最近的言论有些 “出格”，比如“提高票价解决春运火车拥挤问题”，又比如最新建议“廉租房不设厕所以防富人购买”。茅先生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问题在于，不能以损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质量为代价。
况且，有钱人是没有资格住廉租房的。如果廉租房落在有钱人手里，只能说明我们的制度有问题，或者有关方面把关不严，与有没有茅房无关。也就是说，民众需要贴近他们的“马桶”，不需要偏离实际的“茅房论”。
我猜测茅先生在说这些话时可能没有认真思考过，这就提醒经济学家、特别是那些知名学者，在面对公众说话前，最好是对问题有扎实的研究。
谈到研究，今年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小组讨论上提出，“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，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，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”。刘所指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对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没有判断准。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则坦承，“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失败了”。
中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恐怕为世界之最，为什么经济学界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几乎集体沉没？除了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，有很多新特点、新现象外，我想最大的原因是与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。刘革新说，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，照本宣科，没有深入实际，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。最近《瞭望》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批评经济学家的文章也指出，唯上不唯实，本位主义盛行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、为利益集团所囿等，是造成一些经济学家挨骂和被百姓拍砖的主要原因。这些都点到了问题的要害。
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，更是一种实证研究，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，掌握真实情况，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。如果不去剖析、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，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，或者只为小集团的利益服务，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众多的经济研究机构基本是官办的，非官办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不仅数量少，质量也难以保证。而官办研究机构的一大弊端，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。因此，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，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。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，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。
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我们很少见到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问题。要改变民众不信任经济学家的现象，除了思想上要接近民众外，最主要的是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，从更高的视野，更历史和现实地看问题，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，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。